依循依法行政内涵的变迁线索，当我们将目光移转到同一时期有关行政法学学科基本框架的研究成果时，控权理念下的制度设计差异便跃然纸上。
在这种背景之下，只有再建立专门管辖某类案件的联邦法院时，才会将相关的联邦司法事务从州法院中剥离出来，而未剥离的事务依然由州法院管辖。三、我国地方法院角色的四重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以下简称《法院组织法》）的规定，我国的法院系统分为三类：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专门法院。
当然，这种转化可以明确为权力属性的变化，但在司法实践中特别是单一制国家常常以中央授权委托行使权力回收等形式完成。但无论如何，有一点应当是明确的：法院经费来源只是中央司法事权的实现方式之一，而不应将其作为决定或改变宪法所规定的司法权根本属性的依据。由于考虑到宪法、相关组织法关于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的论断从来没有改变过，我们认为还是应当坚持把司法权作为国家的权力即中央事权，而经费来源(财权）、人员任命(人权）等都是这种权力的实现方式，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司法权的中央事权属性。(二)中央司法事权可否委托行使? 在司法体制改革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尽管地方法院、地方检察院的产生方式、法律地位、管理模式、保障机制等与地方的同级人民政府基本相同，但并不能因此将司法权的地位、属性等同于政府权力。在加拿大，三个高级别的法院，即最高法院、上诉法院、高等法院由联邦进行管理和保障，而最低一级的基层法院则由各省政府管理和保障。
在立法、行政事务中，国家将公共事权划分为中央事权、地方事权和共同事权，由中央掌握具有全国性的重要事务的管理权，而地方掌握具有较强地域性、实施性的事务的管理权。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严格区分权利与权力是中外文法学长期以来的共同难题。
这种情形具体有两种表现，一种是讨论权利时没有采用公权、私权的说法，不存在将公共权力解说为公权的空间。[112]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资产阶级法权应改译为资产阶级权利》，《人民日报》1977年12月12日，第2版。对于民权的权利性质及其与国权的关系，其实19世纪末的清廷是看得很清楚并且有定论的。不过，严复只是在约翰·密尔所称的right表示与生俱来的权利或不可让渡的权利时，才特别倾向于译为直、天直、民直。
其次，相关学者运用主体标准时难免同时受传统强制性标准的影响，通常难以或不愿把显然不具任何直接强制性的国家机关或其官员的职务行为（如本文结论部分解说和讨论到的公职特权和公职豁免）纳入权力范围。经恩格斯亲自校订过的英译本《资本论》第一卷，就将recht一词分别译为‘法或‘权利。
[92] 按我国法律制度，权力现象指现行宪法规定的国家的权力、职权、权限和法律（《监察法》）规定的公权力，以及少许行使公职方面的特惠和豁免，前者如《人民警察法》第13条关于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因履行职责的紧急需要，可依法优先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规定，后者如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法》第31条规定的代表在人大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见《康熙字典》，1716年武英殿刻本之影印本，第2649—2650页。[36]［日］福澤諭吉：《分権論》，山中市兵衛、慶應義塾出版社，1877年（明治10年）版第58-59页。同时，各种主体属性的财产之间、各种利益之间和它们的各种法律表现之间都是相通的，可以相互转移。
[40] 同上书，《劝学篇·正权第六》，第21页a—23页b。用法权为已发现的法学实体权利权力统一体命名，认定其外延为各种法定之权或各种法权利和法权力，内容（实质、本质）为各种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和归属已定之财产，从而形成严格的法权概念，这就是推陈出新的法学成就。为此编译局组织了多次讨论，专家座谈和征求相关各方意见，最后认定资产阶级法权这个译法不确切，并决定将相应德文和俄文词语译文从法权该译为权利。对此，丁氏在1877年对其当年的思考过程和苦衷做过描述：原文内偶有汉文所难达之意，因之用字往往似觉勉强。
现有文献资料表明，日本接受和使用汉字權的时间不晚于公元8世纪初。这违反逻辑三大基本规律之一同一律的要求。
[55]到1904年梁启超还论及了法学权利本位说：近世各国法律不取义务本位说，而取权利本位说，实罗马法之感化力致之。在亚洲，现代法学权利概念的产生，是同中日两国学人接触西文著作并准确理解英文法学中的right一词相联系的。
同样，國權一词也来自日语，原本在国际法上指独立自主权，对内指国家统治权，分为政權和公共管理權（又謂治權）两种情形。英译本和日译本都根据原著行文的含义，分别译为law（法、法律）或right（权利），法或权利。直到1940年代后期，一本有代表性的《法学通论》，仅从其中权利主体、客体、权利之取得、权利之变丧等数章看，其所论之权利也仍然是外延单纯型权利，构成要素与同一本书中存在的、在泛论权利本位时使用的外延复合型权利概念处于分道扬镳状态。[9] 稍晚于马礼逊字典系列，但也使用广泛的麦都思字典系列，对汉字权的解说和对英文right的解说，同样与汉语权利一词无缘。1887年成书后在官场、民间辗转多年，到1895年才得以正式出版的黄遵宪所撰《日本国志》，是19世纪末介绍和论说权利很深入的中文著作，可以视为权利一词在中国生根的标志性文献之一。[94]读者不妨试想：古往今来哪个国家的法规定过包括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在依法执行公务时所行使的职权的权利？答案是没有。
《公法便览》刊行于1877年，从这一年到1900年，准确地说是23年。下文只拟对权利一词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梁启超的路径等方面的情况做些补充说明。
梁启超1899年在日本首次公开讨论权利话题。关于法权分析模型和权利权力实质识别标准，见童之伟：《法权说对各种权的基础性定位》，《学术界》2021年第2期，第111-125页。
[46]当时日本所说的私权，基本指民事权利，而所谓公权，虽有些法学者仅用其指称前文所说的民权即政治参与方面的权利和自由，但另有些法学者却把各种国家机关的公共权力也纳入了公权范围。两者的不同点有多个方面：（1）外延复合型权利在权利权力不分，权利权力外延和实质没有获得揭示的情形下隐约指代全部权利和权力，而法权在严格区分权利、权力且从权利、权力中抽象出其共性或其两级本质（即法定利益和归属已定财产）并论证了权利权力从根本上看是一个统一体的条件下获得了明确的定义。
梁启超到日本时，箕作麟祥已经过世，但他与加藤弘之有交往而且思想深受后者影响。法权一词最初属日制汉语，指一国统治权尤其是立法权的覆盖范围。[20] W. Lobscheid, 英华字典,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with the Punti and Mandarin Pronunciation, Part II., Hong Kong: Daily Press office, 1868, p.1499. [21] 前引［美］吴尔玺：《公法便览》，正文（公法总论中论公法本源第一节）第1页。Tong Zhiwei, Right，Power，and Faquanism，trans.Xu Ping，Leiden，Boston：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2018，pp.35，316-329. [[110]] 磯谷幸次郎：《法學通論》，东京：日本法律學校編輯部，1896 年版，第182-194页。
而且，一旦得到了透彻的阐释，它在逻辑上就必然转化成已有学者论证过的法权概念。至少，当代中国宪法和任何一部法律都没有规定这样的权利，在法学界通常关注范围内的其他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也没见有规定这样的权利的情况。
另一方面，人们受强制标准的影响，很容易把管理功能强大的企事业法人的职能视为权力，同时也很容易把公共机关没有直接强制力的职能视为权利。不排除清末有朝廷大员倾向于将权利解释为国权，但未见有文献记载，显然影响不大。
[70] Wesley N. Hohfeld , Some Fundamental Legal Conceptions as Applied in Judicial Reasoning,The Yale Law Journal , Nov., 1913, Vol. 23, No. 1 (Nov., 1913), pp.24-35. [71] 沈宗灵：《对霍菲尔德法律概念学说的比较研究》，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第77页。[85] 1910年代到1940年代后期的中文法学史资料表明，中国部分法理学者，在日本学者已有论述的基础上将权利区分为公权、私权，公权包括各种国家机关权力的安排表达得更为直白、全面。
例如，上述法理学教材在将外延复合型权利概念作为其基本范畴的同时，认定法治是一种主张依法合理配置权力和权利的治理模式，[96]教材编写者此时实际上是在相同语境下，将先前使用的外延包含权力的复合型权利，替换成了外延不包括权力的单纯型权利。对于权利一词随汉译《万国公法》到日本，以及在日本扩大影响后由流亡日本的梁启超等人的运用而又反过来影响中国的情形，前引相关学者论文已多有考证和陈述，此处不赘述。[69] 沈宗灵：《对霍菲尔德法律概念学说的比较研究》，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第77页。例如，置换后以法权作为权利和权力的共同上位概念，以法权义务关系或相对而言更为恰当的法权关系取代权利义务关系的表述，可谓有多利而无一弊。
当年来华学习汉语后来又在中国传教和著述的美国学者丁韪良在权字后加利形成权利一词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创造一个足以与包含在汉语权字中的官府权力（有司所操之权）含义区分开来、专指凡人理所应得之分的汉语名词，如谓庶人本有之权利。二是深入探究现有两种权利（含包括权力）的本质。
[119]（3）个人特权（personal privilege），这是英美法用以表述通过经由考试获得证照或经由申请获得许可取得的行为资格,相对于公职特权而言，用以区分于法律上与生俱来的right。1912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临时宪法）更广泛地具体列举了人民之权利,[65]实际上就是指公民基本权利。
是以各国之制法，义与不义，祇以人性为准绳。[60] 同上注，引文依次引自第5022—5027页。